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多起科研诚信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每次发生时仍令人感到意外。问题根源究竟何在？

多位接受采访的科技管理专家和科研诚信研究者指出，在科技监督方面，我们并不缺乏顶层设计，关键的挑战在于“执行”。对于数据、图表造假等恶意的学术不端行为，受访者们认为，必须让学术界做到“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技术赋能，强化对规则的“敬畏”

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强调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单位是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该文件要求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通过单位章程等形式，明确学术委员会在科研诚信工作中的任务和职责，并提供必要的保障。

此外，该文件还规定，学术委员会应组织或委托相关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周期性核查，项目负责人和研究生导师也需对论文署名、数据真实性和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诚信审核。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袁军鹏、某高校专家李力均表示，中国的科技监督理念与国际保持一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也认为，国家在科研诚信建设方面拥有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撑。2022年，科技部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职责分工和处理措施作出了规定。2026年2月，科技部发布了《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对各类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及处理措施进行了界定。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的东南大学教授仲伟俊以及其他受访者均认为，许多人对规则仍缺乏“敬畏”之心。科技活动的多个环节，从立项、研究、成果形成到论文投稿、发表、项目结题，都可能出现诚信问题，如何让科研诚信规则真正落地仍面临挑战。

项目负责人如何进行数据审核？学术委员会如何对本单位的科研成果负责？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能否有效把关？“民间打假”在学术监督体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一些受访者表示，项目负责人和学术委员会往往难以逐一核查已发表论文的细节。

袁军鹏解释说，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主要审查的是“逻辑自洽、方法合规、结果合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非对原始数据进行“司法鉴定”，通常“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真实”。他指出，同行评议是“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是在全球论文投稿量激增的背景下，审稿人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逐条核验原始数据。

袁军鹏认为，“民间打假”是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和预警机制，有助于净化学术生态，但也需警惕其严谨性和专业性不足，避免演变为情绪化的“网络审判”。郑雯雯建议，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要重视技术赋能，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督提供有力支持。袁军鹏还建议，学术出版行业应加强编辑部技术核查能力，利用AI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和文本剽窃等问题，努力实现科研人员“不能假”。

联合严惩，明确对惩罚的“预期”

李力、仲伟俊、袁军鹏等人认为，让科研人员“不敢假”“不想假”同样紧迫。他们指出，对学术不端处罚结果的“预期”不足，是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

袁军鹏分析，《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了处罚的“底线”。李力和仲伟俊认为，对于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在“底线”基础上从严处罚。仲伟俊特别强调，对于与人民生命健康相关的科研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应进一步加强。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指出，要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力争通过三年努力遏制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初步建立“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该方案明确，对于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审稿人等行为者，将禁止其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十年；对于本文件发布后再次出现上述行为者，将终身禁止承担此类活动。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研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刑事制裁措施。袁军鹏表示，其他国家已有因学术不端行为入狱的案例。

郑雯雯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让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的预期。李力强调要深入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并斩断与其学术地位相关的“隐性福利”。

记者了解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了43条联合惩戒措施，涵盖限制院士提名、公务员招录、银行信贷等多个方面。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也提出要落实《备忘录》要求，对科研失信主体进行联合惩戒，包括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职务、职称、专家称号，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等，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激励“过犹不及”，深化对评价的“反思”

多位受访者认为，科技监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仲伟俊坦言，对于“造假水平很高”的恶意学术不端行为，短期内可能难以发现。袁军鹏和李力补充说，任何环节的监督都无法也无需对所有科研人员进行“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诚信科研人员的不尊重，也是对监督资源的浪费。

因此，受访者们表示，解决学术不端问题还需要在科研共同体中树立深刻的诚信自觉，让科技工作者从根本上“不想假”。而建设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与评价的“指挥棒”密切相关。

仲伟俊和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科研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等高度捆绑，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误入歧途的“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并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该意见提倡严谨治学，反对急功近利，并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不将论文、专利、头衔等作为限制性条件。同时，要求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建立重大科学研究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

仲伟俊直言，要避免急功近利，还需要“养得住‘闲人’”。他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要适度“宽松”，激励要限于“体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谋利手段”。

（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